台灣文學的薪傳者:專訪前衛出版社主編––鄭清鴻

文/高于婷
攝影/羅建福

平日下午,春季總潮濕多雨的台北正下著大雨,我們從捷運行天宮站步行至約好的地點。不久後鄭清鴻也撐著傘,抵達這間距離他任職的前衛出版社約莫十分鐘路程的咖啡廳。

前衛出版社是一家以出版台灣相關書籍為主的出版社,在網路上點開官方網站,可以看到一系列以台灣文學、歷史與文化為主的出版品。

而目前身為前衛主編的鄭清鴻,在大學與研究所時期就讀的都是台灣文學相關科系,畢業之後從事與台灣文學相關書籍的編輯出版行業。這在外人看起來似乎合情合理,畢竟身為一個台灣文學系的學生,在求學階段最容易被問到的問題不外乎就是:「台文系都在幹嘛?只在學台語嗎?」跟「啊你們台文系以後出來要做什麼?」。前者是因為不清楚台灣文學這個科系究竟在學些什麼,後者則是因為前者沒有得到解答而衍生出來的接續題。偶爾也會有人直接問說以後是不是要出書當作家,或因為是文組科系的緣故,被貼上文字能力好的標籤等等。

那些文學存在的地方

「所以說妳是想要打破這些所謂的『刻板印象』嗎?」鄭清鴻問,「或者是說想要找到台文系所其他的可能性,還是人文學科的可能性嗎?」

有趣的是,偶爾你問了一個台文系學生上述那些帶著或許帶著刻板印象的問題,他們多半會一一否定你的刻板印象。但至於你問他們那畢業之後想要做什麼,他們多半跟其他科系的大學生會回答差不多的答案––「不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是連台文系本科的學生自己也不知道未來的方向,但大多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學的東西、自己學習的所謂「台灣的文學」,能被放在社會上的哪些位置。

「那文學到底是什麼?」聽了我們對於他的提問給予肯定的答案後,鄭清鴻又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其實文學牽扯到很多,像妳說創作者,他們是用一首詩、一篇小說或者是散文、戲劇去反映他們所看見的世界。」

「對於一個文學家來說文學作品是一個文本;對於社會學家來說,這些社會學提出來的問題跟理論是他的文本,所以他透過這些文本去了解這個社會的現實是什麼。人與人、人與社會,這個其實是人文學科很重要的議題,只是大家用來理解的媒介不一樣。」

社會學家用社會學理論、記者媒體用傳播學、藝術家用繪畫與創作、文學家則是用寫作跟故事,其實文學是什麼並不是一道太過於困難的問題,只是其中一個用來瞭解這世界、並且表達對世界看法的方式。

「那其實所謂的文學這個東西它可以很廣泛的應用在不同的層次上。」他提到近幾年很紅的一個名詞,「比如說為什麼最近會流行故事行銷?」

當一個商品被提出來的時候,我們或許能說它好不好吃或好不好用,可是有時候好與不好,終究是見仁見智。判斷商品好壞其實有一些客觀的標準,這些標準大部分都是冰冷制式,能夠被量化的。所以消費者會透過這些條件,去決定一樣商品的價值。

「那故事行銷的出現就是說,讓這商品不再單純只是一個商品。而是這個商品的背後乘載了一個可以感動人的東西。」

像是逐漸不為人知的鉛字鑄字,搭配上了一段百年老店的歷史故事之後;訴求環保意識的玻璃(鐵)吸管,總不忘放上鼻子插著一般塑膠吸管的海龜之後:一場倡議形式的彩虹遊行,用圖文穿插的方式告訴你那些受了傷與默默奮鬥的人之後。

「它其實是一種情感消費。」鄭清鴻點出,「你要知道什麼東西會感動到某些人,這比較牽扯到說你要去暸解同一個特定族群的人,他是在什麼樣背景下成長的、平常對什麼東西感興趣,然後丟出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吸引到他的注意,進而促進的購買。」

在資訊快速流動的現代,商品的種類與選擇越來越多,當我們在買下一樣東西的時候,有時已不單單只是我們需要它,而是透過店家或販售者說了一個關於這項商品的故事後,我們的內心被觸動了。可能是感動或覺得好笑有趣,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因為一個「故事」而對某個東西產生了消費的欲望,而這種情感並不冰冷、也無法被輕易量化。

「並不需要寫出像諾貝爾文學獎一樣嚇死人的作品,可是要怎樣很精確運用精準的文字去描述商品的特性,而且讓這東西有條不紊的變成讀者可以去理解跟接受的東西。」

或許這些都還是會回歸到一般大眾所謂「文字能力好」的刻板印象中,但鄭清鴻覺得,這就是一種文學院畢業生給大家的刻板印象。「就算是刻板印象也好,就慢慢從如何運用基本的文字能力,慢慢去進階,變成是一種有效的溝通工具。」

如何運用文字也是一門學問,而將文字的技巧應用的靈活上手,更能成為吃飯工具的一種。影像、劇本、文案寫作、編譯、採訪、口語表達,這些都需要透過文字作為媒介去傳遞或生產。

「其實只要掌握到基本的文字能力後,就會發現它可以發展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回到「台灣文學」的時候

「所以你說文學院畢業生,當然就不是只有創作可以走而已。」,鄭清鴻這麼做總結,不過他接著話鋒一轉:「但我覺得也要回過頭來提一下,文學系真正的價值是什麼?」

儘管提到了許多跟文字有相關的工作,只是對鄭清鴻來說,這些都只是跟文字應用有關。如何將文學發展出各種不同的面向,然後有很多應用的可能性,是屬於比較「技術性」的部分。

真正重要的是,在台文系四年裡所學習到的知識,該如何實際用運用在職場上、被職場所需要?這才是他真正思考的關於台灣文學系這個學科的問題。「就是我今天修完了一門台灣文學史的課,然後呢?台灣文學史可以幫我們創造什麼樣的機會?或者是說現在的台灣社會裡面,有哪些工作是需要這些相關知識的?這個其實是一個點,我覺得這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去觀察的。」

「如何讓台灣文學的這些知識應用到台灣現在社會的生活當中,我覺得這是我們比較大的負擔。」他隨後提到了也是台文相關科系畢業的朱宥勳曾經這麼說過:「在台灣社會你大概每個禮拜或每個月,都會有一篇跟台灣文學相關的新聞可以發揮。」

舉凡曾經沸沸揚揚的國文課綱修改,再到各個文學獎或者是一些流行文化、流行現象,甚至是選戰策略等等。朱宥勳時常會在個人臉書上面發佈各種與時事相關的文章,並進行討論與分析。

「以朱宥勳來說,為什麼他可以進行這些操作?」鄭清鴻說道,「因為他是在挖掘這些議題當中跟台灣文學之間的關聯性,而在挖掘的過程當中也創造出更多的連結。」

但這其實是一件不簡單的事。要如何將台灣文學與其他東西結合,創造出一個全新的領域或事物?如果暫時還想不到也沒有關係,鄭清鴻也提出了許多目前存在的、需要台灣文學相關專業的工作。

「像一些文學作品的戲劇改編,你們覺得需不需要有一個文學顧問?」他提到一部曾經遇過的日治時期文學改編作品,「這部戲有一幕是裡面有一個角色去主角的墓前哀悼,這個時候畫面就拍到那個墓碑,墓碑上面竟然出現的是『民國前幾年』的字樣。」

一般來說如果是描繪日治時期,是不可能會使用「民國」這個年號的,可能是導演或編劇沒有注意到,而造成拍攝畫面出來之後,產生了年代上的錯亂感,「像這種細節的東西,大概你沒有文學顧問,或者是你的文學顧問沒有去顧慮到這件事情,所以在這個紀年的部分就出包了。」

「你沒看到這裡其實有一個文本分析的技術,這個角色為什麼會在這個情節裡面做出這個反應?在這個戲劇裡面要怎麼去塑造這個東西?」鄭清鴻說,「這個東西其實就會需要有台灣文學專業的人,去把這個東西串起來。」

他也提到關於地方創生、最近幾年開始盛行的文學地景散步,以及慢慢在發展的台灣本土漫畫,「這些都是把文化跟人跟這個地方連結起來,去生產一個可以被消費的東西。」

台文系所的專長並不是只有文學而已,其實不管是讓地方本身變成是一個商品也好,結合出新的產品來也好。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除了文學之外,同時還會跨越到歷史、跨越不同的社會分析及延續。

「如果我想要做這些事情的話,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得要知道這個地方的文化。」鄭清鴻直勾勾看著我,我彷彿感覺到他的嘴角帶有一絲笑意,「這樣大家的東西是不是就回到了台文系所學的。」

探尋的道路

「但其實也沒有規定台灣文學一定要幹嘛啦。」聊了一大圈下來,鄭清鴻也不忘提到這點,「不要去設定文學系一定要非做什麼不可,而是當處在不同的領域時,可以試著去找看看能夠連結的地方。一定還有很多,那連不連得上就是看個人嘛。」

「一定會有很多人不見得是對文學有興趣,但可能會因為台灣文學的其他領域跟他人產生了某種交會。」他像正在許一個重要願望般的說,「我心裡面在想的就是,如果每個台文系所畢業的畢業生,心裡都能有一點點當初因為這個學科,被哪個作家的文本或是事件,而得到一些特別的感觸,然後就先把那樣的感觸記在心裡面。」

「然後經過大學四年、研究所甚至是博士班,總共十四年的訓練之後,即便未來可能不見得是當老師、不見得是在相關產業。但是會不會就那麼剛好有一瞬間、剛好有一個連結的機會萌芽,這可能就會對我們從來沒想過的那個領域產生改變。」

文學、文字、文化都是非常廣泛的東西,能夠被應用在各種事物上,種類可能多到我們無法想像,只是如何撬開那道連接的大門,就是屬於自己的課題了。

而鄭清鴻自己在就職這方面,大學階段其實並沒有多想,當時修了教育學程,想著再怎麼樣就是去當個老師。但後來因為覺得還有很多想研究的東西,就又到師大讀了台文研究所。

「念著念著大家也知道,就是開始寫論文。」而在這個辛苦的過程中,鄭清鴻不斷與自己對話,「那個時候自己就問自己說,寫那麼辛苦是給誰看?」

一篇論文到了最後,實際上真正會讀到的,除了自己與指導教授,就是負責口頭考試的三位教授,總共五個人。或許往後有些做相關研究的人們,也會再讓論文的閱讀率增加幾次。

但這並不是鄭清鴻想要的。

「花了那麼多時間去投資在台灣文學這個學科上,而最後生了一個論文出來,卻沒有幾個人會看啊!那這樣到底是為了什麼?」他說,「沒有把這個知識投放到這個社會上,就沒有發生作用,也就等於什麼改變都沒有發生。」

「把自己晾在那邊事情也不會改變,那不如我們就起身做一點事。」於是他決定讓自己的想法與理論不只是印在白紙上,而是嘗試著去實踐,「我那個時候其實是討論說台灣文學的普及要怎麼去做,要怎麼讓至少有興趣的人,能有比較簡單了解的途徑。」

起身之後

當時鄭清鴻主持了一個專欄,每星期刊登一篇文章,用大約一千五百字的篇幅,去簡單做一個關於作家、或是台灣文學史相關的介紹。「有一些很有台灣意識、或是對這方面有興趣的人,他其實對於相關的歷史、文化知識沒有這麼瞭解,但平常如果要討論這些議題,就會很需要相關的資源。」

後來他更選擇進入社區大學開設台灣文學相關課程,但在社區大學裡面會來上課的學生,大多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或退休人士,「我要如何讓我的學生了解何謂後殖民、何謂後現代、何謂本土化?」

「因為這些東西在他們過去的求學過程中,連台灣文學這四個字都沒有聽過,不可能一上課就跟大家說:『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要來講後殖民喔!』這個樣子。」要如何將台灣文學相關的知識、理論轉換成一般普羅大眾都能聽得懂的語言,這東西其實是需要經過訓練的,也是鄭清鴻當時面對的挑戰。

「就這樣慢慢的去累積了一些東西,之後才在因緣際會之下進入出版社。」問起所謂的因緣際會,他則是這麼說,「因為我覺得出版社可以連結到比較多的領域,一方面出版社就是文字工作或是企劃,可以學以致用。再加上前衛有一個台灣文學的出版在這裡,所以我覺得我的專業,在一開始會讓我可以用比較快的方式去理解相關的東西。」

「但學以致用也是因為在前衛所以才能多做一些事情。」鄭清鴻提到,「如果今天是在一般的出版社,我光是出自己的書都很累了,更別提還要花更多精力再做其他事情。」

儘管現在工作上的疲勞,偶爾也會消磨掉一些動力,但他也說:「當你看到越來越多人有對於台灣文學需求的時候,發現這個現象是確實存在著的。這個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做的某些決定或是判斷是正確的。」

就算辛苦、就算偶爾被現實磨損了一些熱情的稜角,但對鄭清鴻來說,無論如何都希望在這樣一個對於台灣文學推廣的過程中不要留下遺憾。

「希望之後我回過頭來看時,可以給自己或是台灣文學一個交代。」

起身之後.續

訪談結束後走出咖啡店,大雨已經停了,我們拾起自己仍濕淋淋的傘,在道別後各自往反方向離開,回到生活中讓日常繼續運行。持續探詢如何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更加有效率的推廣台灣文學、讓台灣文學被看見。

我們得不斷思考可以怎麼讓台灣文學介入日常生活中,而自己所吸收到的台灣文學知識,又可以用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過程中可能也會經歷很多下著大雨的日子,但雨會停下。屆時,我們都會找到一個獨特的、只屬於自己的,跟台灣文學互動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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