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瑞金：台灣文學就是屬於台灣人的文學

撰文/林雲青
攝影/江雅雯、羅建福

午後，與彭瑞金教授約在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四樓的小角落，這裡的擺設，滿是濃濃的復古文藝風。牆面上的木架，擺放著一張張黒膠唱片的封面，有一張咖啡色牛皮的老沙發，沙發旁安置著一個白色的小櫃，櫃子上擺著一台黑色撥盤式的老電話，對牆的飲水機旁，有一張舊書桌，上面放著一台老式的打字機。我們在此採訪，頗為應景。
彭老師是知名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在那個還沒有「台灣文學系」的年代，想了解台灣文學的發展史，除了葉石濤寫的《台灣文學史綱》外，另一本就是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年輕時因為寫了一篇關於鍾肇政的文章，受到鍾肇政的賞識，在他的鼓勵下，彭瑞金因此投身台灣文學研究工作，他為台灣文學奮鬥了大半輩子，做研究、寫評論、辦雜誌、教書，著作等身，在台灣文學的領域中，彭瑞金這個名字幾乎無人不知。

本國文學的缺席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想像，「台灣」兩個字曾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是個必須小心使用的禁忌名詞，那時的台灣不是台灣，而是「自由中國」，這個名詞則是為了區隔對岸「共產中國」而創造的，雖然那個荒謬的歷史歲月雖然早已過去，但卻影響深遠，台灣文學的「被消失」，就是其中一個後遺症，幾十年來，台灣的文學教育，只見中國文學，不見台灣文學，彷彿這塊土地上，文學發展一片荒蕪。

台文系的成立，彭瑞金可說站在第一線，這是一場艱困的戰役，要克服的不僅是複雜的人與事，最難的是歷史迫留下來扭曲的意識形態。「主要就是這個國家很奇怪，從中華民國到台灣，大概超過半個世紀以上，我們的文學教育，從義務教育到大學階段，都沒有台灣文學」，彭老師不無好氣的說：「全世界沒有這種例子，除非它是人家的殖民地，才沒有本國文學。」

這樣的話只好自己建立

彭老師捏了捏手中那張我們發給他的訪綱，陷入了一小段沉默，像是在回憶，也像在緬懷，靜了一會兒後，接著說：「在戰後，起碼有超過五十年的時間，世界各國的文學都傳播進台灣，但就是沒有我們自己的台灣文學。如果不從大學裡面去培育台灣文學的專業人才，就不可能改變台灣文學教育上、中、下游的問題，這就是我們設立台灣文學系最重要的原因和目的。」

推動台灣文學系的設立，遭遇到的困難不少，彭老師攤了攤手，搖搖頭說「當初要設立台文系時，遇到非常大的困難，舉竟那時候的政府自己都不承認自己是台灣。」

這真的是一條漫漫長路。在推動成立台文系之前·彭瑞金與戰友們先推動了教科害的改革。台灣的文學教育一直以來都十分忽略本上文學讀的都是跟這片土地、人民、歷史不甚相關的內容。而在推動教科書本土化改革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從國小到高中，這些負責國語文教學的老師．由於都是中文系背景，對台灣本土文學的理解和接受度並不高，後來倔管教育部開放了教科書的編譯，但由於缺乏相關知識系統與學術的訓練，國文老師們就算有心也無能為力。

於是彭老師意識到，如果不從教師養成的方向著手，是無法改變台灣文學教育的現狀，也無法順利推動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學教育，所以便決定推動台灣文學系所的設立。在彭老師的想像中，這些未來台文系的畢業生，不只能成為推動台灣文學教育改革的能量，同時也可以讓社會大眾更了解什麼是台灣文學，以及為什麼它這麼重要。「哪有一個國家的國文不教自己的文學？我們又不是人家的殖民地。」同樣的話，他又再說了一次。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寫這篇專訪的同時，高中課綱文言文選文及比例問題，正吵的兇，彭老師及其主持的《文學台灣》雜誌社，聯合台灣一百多位作家共同發表聲明支持調降教科書文言文比例，強化台灣文學作品在語文教科書的份量。在這次的事件中，台灣古典文學的選文也引發爭議，反對者認為這些篇章不夠「經典」，不足以成為教科忠的選文。

彭老師不以為然的說，「難道台灣文學就沒有文言文了嗎？不能教沈光文的詩嗎？不能教盧若騰的詩嗎？不能教丘逢甲的詩嗎？不能教許南英的詩嗎？這些都是因為不慬所產生的偏見。」

自1997年真理大學創建第一所台灣文學系，至今台灣文學建制化也已經二十年，不少國立大學也都設立了台文系所，但彷若輪迴一般，經過了這麼長久的努力，誤解、偏見、質疑的聲音，還是從未消失。

要解決這個問題，彭老師說，一定要從小開始培育我們的孩子去認識台灣文學，而這個部分，政府也要有所作為，「每個國家考試都有國文，為什麼不考台灣的東西？如果今天政府把這個部分改掉，底下就會有動力去做，那麼今天就不會有這種情形出現了。要是政府可以把放煙火的錢，撥出一點來幫助台灣文學的正常化，就會有相當大的改變。」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心力做這些事？教育是百年大業，「不是因為我們喜歡台灣文學，所以想要我們的教科書教台灣文學，而是因為我們是台灣人。」